特朗普全面封殺Anthropic：五角大廈首次將美國科企列為「供應鏈風險」

一、禁令落地：從威脅到行動的決定性一步

2026年2月底，持續數週的五角大廈與Anthropic之間的對峙終於迎來了最戲劇性的升級。美國國防部長Pete Hegseth正式簽署行政命令，將Anthropic列為「供應鏈風險」（Supply Chain Risk）實體，並下令所有聯邦政府系統在六個月內完成對Anthropic產品及服務的全面淘汰。這一決定的嚴厲程度遠超此前業界的預期——即便是最悲觀的分析師，也預計五角大廈至多終止與Anthropic的直接合約，而非動用這一核武級別的制裁工具。

禁令的即時效果是Anthropic與國防部之間價值2億美元的合約被終止。但更具破壞力的是「供應鏈風險」標籤的連鎖反應：根據聯邦採購條例，所有希望與美國軍方及聯邦政府保持業務關係的承包商、供應商及服務提供商，均須在規定期限內切斷與被標記實體的一切商業往來。這意味着，洛歇馬丁、雷神、諾斯洛普格魯曼等主要國防承包商，以及數以千計的中小型聯邦供應商，都面臨着必須在Anthropic與政府合約之間做出抉擇的局面。

五角大廈首席發言人在聲明中表示：「國防部有責任確保我們的供應鏈不受任何可能危及國家安全的實體威脅。經過全面審查，部長認定Anthropic的營運政策對國防供應鏈構成不可接受的風險。」聲明措辭經過精心設計，刻意迴避了爭議的實質——即Anthropic被懲罰的真正原因是拒絕配合政府在AI應用上的不受限要求，而非任何實際的供應鏈安全缺陷。

二、「供應鏈風險」認定意味着甚麼？一個專為外國對手設計的武器

要理解這一決定的嚴重性，必須先釐清「供應鏈風險」認定在美國國防體系中的實際含義和歷史脈絡。這一機制源自《聯邦採購供應鏈安全法》（Federal Acquisition Supply Chain Security Act），最初設計目的是保護美國國防供應鏈免受外國對手——特別是中國和俄羅斯——通過硬件後門、軟件植入及數據竊取等手段進行滲透。華為是此機制下最知名的被制裁對象：自2019年起，華為的電訊設備被系統性地從美國聯邦採購清單中剔除，其影響波及全球供應鏈。

將這一機制應用於一家美國本土科技企業，在聯邦採購法的歷史上毫無先例。此前所有被列入「供應鏈風險」清單的實體，均為外國企業或與外國政府有關聯的組織。國防部並非不能拒絕與某一供應商合作——事實上，政府每年都會因各種原因（技術不達標、合規問題、財務風險等）終止大量合約。但「供應鏈風險」標籤的殺傷力在於其連帶效應：它不僅終止政府自身的採購，更強制所有希望參與聯邦業務的第三方切斷與被標記實體的關係。

三、Anthropic的立場：寧為玉碎的倫理抉擇

禁令公佈後數小時內，Anthropic行政總裁Dario Amodei發表了一份措辭堅定的公開聲明。Amodei表示，Anthropic自始至終願意且積極地與美國國防部合作——事實上，Claude是目前唯一成功部署在軍方最高機密系統中的AI模型，其在情報分析、戰略規劃及後勤優化方面的表現已獲得軍方用戶的高度評價。問題的核心從來不是Anthropic是否願意服務國防需求，而是五角大廈要求的不受限制使用授權，與Anthropic長期以來公開承諾的安全紅線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衝突。

Amodei重申了Anthropic的兩條不可觸碰的紅線：第一，Claude不得被用於對美國公民進行大規模國內監控——包括但不限於對通訊記錄的批量分析、社交媒體的系統性監測、以及基於個人政治傾向或宗教信仰的針對性追蹤。第二，Claude不得被整合入不需要人類決策者參與的全自主致命武器系統——即能夠在無人干預的情況下自行識別、選擇並攻擊目標的武器平台。Amodei強調，這些紅線並非出於反軍事立場，而是基於對當前AI技術局限性的誠實評估，以及對歷史上技術被濫用後果的清醒認知。

Anthropic同時宣佈，公司將透過聯邦法院對「供應鏈風險」認定提出法律挑戰。公司法律總顧問在聲明中指出，將一家因行使其合法商業自主權——設定其產品的使用條款——而受到政府報復性制裁的美國企業列為「供應鏈風險」，構成了對《第一修正案》權利的侵犯，也違反了《行政程序法》中對行政行為需具備合理依據的基本要求。這場法律戰預計將成為AI時代最具標誌性的政企對峙訴訟之一。

四、爭端時序：從合作到決裂的五個月

回溯整個事件的發展脈絡，有助於理解局勢何以演變至今日的地步。2025年下半年，五角大廈向Anthropic、OpenAI、Google及xAI四家主要AI企業發出要求，希望各公司允許其AI產品被用於「所有合法用途」，包括但不限於武器研發輔助、情報分析及戰場態勢感知。其他三家公司在不同程度上表示了合作意願，但Anthropic以其「負責任擴展政策」為依據，對涉及大規模監控及自主武器的特定應用場景提出保留。

2026年2月中旬，據多家媒體報道，國防部長Hegseth開始公開威脅終止與Anthropic的合作，並暗示可能援引《國防生產法》（DPA）強制徵用Anthropic的技術。DPA威脅引發廣泛反彈——超過450名Google及OpenAI員工聯署公開信表態支持Anthropic，OpenAI行政總裁Sam Altman公開表示反對以DPA威脅AI公司，Google DeepMind首席科學家Jeff Dean亦表態反對將AI用於大規模監控。然而，這些來自業界的聲援並未改變五角大廈的方向，反而似乎加速了其採取更極端措施的決心。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事件的時間線。「供應鏈風險」認定的正式公佈，恰好在OpenAI宣佈其自身的五角大廈合作協議數小時之前——這一時間安排令批評者質疑，整起事件究竟是出於對國家安全的真正關切，還是為了清除一家在軍用AI市場上構成競爭的公司，以便為更「聽話」的替代者鋪路。Anthropic在軍方機密系統中的深度部署，恰好構成了其他AI公司進入這一市場的最大障礙；而將Anthropic逐出，則為OpenAI及其他競爭者打開了一扇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大門。

「國防部與任何不願全力支持美國戰士在每一場戰鬥中取得勝利的實體之間，不存在合作空間。我們的軍隊需要的是無條件的合作夥伴，而非在國家安全面前討價還價的供應商。」——Pete Hegseth，美國國防部長

五、經濟與商業衝擊：遠不止2億美元的代價

從表面數字看，2億美元的國防部合約相對於Anthropic超過90億美元的年化收入率而言，佔比不足3%。若僅是終止這一份合約，財務影響對Anthropic而言可謂微乎其微。然而，「供應鏈風險」標籤的破壞力遠非合約金額本身所能衡量。美國國防工業供應鏈涉及超過二十萬家企業，涵蓋從洛歇馬丁等萬億級巨擘到高度專業化的中小型科技公司。這些企業中，任何一家使用了Claude API、將Claude整合至其工作流程、或與Anthropic存在任何形式商業往來的，都面臨着在六個月內做出取捨的壓力。

對Anthropic的企業業務而言，影響將通過多個渠道傳導。首先是直接的客戶流失：已有多家國防承包商在禁令公佈後數小時內開始評估替代方案。其次是品牌污名效應：「供應鏈風險」標籤在商業語境中的含義極為負面——它暗示着安全威脅和不可信賴，即便客戶完全理解這一標籤被施加的政治背景，其法務和合規部門仍可能基於風險規避原則，建議減少或切斷與Anthropic的商業關係。第三是對融資的潛在影響：Anthropic在2026年初剛完成300億美元的G輪融資，估值達到3,800億美元，但「供應鏈風險」標籤帶來的監管不確定性，可能影響未來的融資條款和投資者信心。

六、法律戰的前景：一場可能重塑政企關係的訴訟

Anthropic的法律挑戰將面臨複雜但並非無望的法律地形。公司預計將沿多條法律路徑同時展開訴訟。第一條路徑是《行政程序法》（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APA）挑戰：APA要求聯邦機構的行政行為必須具備合理依據，且決策過程須遵循適當程序。Anthropic的律師團隊預計將主張，「供應鏈風險」認定缺乏事實基礎——Anthropic從未洩露過機密資訊，其產品從未出現安全漏洞，其拒絕不受限使用的立場是合法的商業決策而非安全威脅——因此該認定構成「武斷且反覆無常的」行政行為，應予以撤銷。

第二條路徑涉及《第一修正案》保護。法律學者指出，Anthropic設定其產品的使用條款——包括拒絕特定用途——構成了受《第一修正案》保護的言論和商業自主權。政府因一家公司行使這些受保護權利而對其施加報復性制裁，構成了「政府言論報復」（government retaliation for protected speech），這在既有的憲法判例中是明確被禁止的。第三條路徑則質疑國防部長是否具有將「供應鏈風險」標籤施加於美國企業的法定授權——現行法律的立法歷史和條文結構均表明，這一機制的設計對象是外國實體，而非本國企業。

然而，法律挑戰的最大困難在於時間。即便Anthropic最終在法庭上勝訴，六個月的淘汰期意味着商業損害在判決之前就已經造成。因此，Anthropic幾乎肯定會同時申請臨時禁制令（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和初步禁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要求法院在案件審理期間暫停「供應鏈風險」認定的執行。法院是否會批准這些緊急救濟措施，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這場法律戰的實際影響——若法院拒絕，即使Anthropic最終勝訴，其國防及聯邦市場的客戶和合作夥伴關係也可能已經不可逆轉地受損。

七、專家質疑：DPA威脅與供應鏈風險認定的邏輯矛盾

在政策分析界和法律學術界，特朗普政府在短短兩週內對Anthropic先後使出的兩記重拳——《國防生產法》威脅與「供應鏈風險」認定——被廣泛指出存在根本性的邏輯矛盾。DPA威脅的法律基礎建立在一個隱含前提之上：Anthropic的技術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以至於政府有理由強制徵用。而「供應鏈風險」認定的邏輯前提則恰好相反：Anthropic構成安全威脅，必須從整個國防供應鏈中被隔離和清除。一家公司的技術不可能既是「不可或缺到必須強制徵用」又是「危險到必須全面封殺」的——這兩個定性在邏輯上互斥。

多名前國防部官員及國家安全法律專家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達了類似質疑。一位曾在奧巴馬時期擔任國防部副部長的資深官員指出：「這不像是經過嚴謹法律和政策分析後的決策，更像是一系列即興的報復行為。先是因為對方不合作而威脅強制徵用，發現法律基礎薄弱後又改用另一種工具進行懲罰。但你不能在一週內先說'你的東西太重要了，我們必須拿走'，然後下一週又說'你的東西太危險了，必須禁止所有人使用'——除非你的真正目的既不是保障國家安全，也不是獲取技術，而純粹是懲罰不服從。」

這種邏輯矛盾在法律層面同樣構成Anthropic的一個有力論據。在APA訴訟中，行政行為的「合理性」是核心審查標準。若Anthropic能夠證明政府在兩週前還認定其技術對國家安全不可或缺（DPA威脅的隱含前提），而兩週後又認定同一技術構成供應鏈風險，這種前後矛盾本身就可能被法院認定為「武斷且反覆無常」的行政行為，從而構成撤銷認定的充分理由。

八、OpenAI的五角大廈合約：時機巧合還是精心安排？

在五角大廈正式公佈Anthropic的「供應鏈風險」認定數小時之後，OpenAI宣佈與國防部達成一項新的合作協議。這一時間上的高度巧合——或者在批評者看來，是精心的安排——立即引發了業界和媒體的廣泛質疑。從商業競爭的角度看，Anthropic在軍方機密系統中的深度部署，此前一直是OpenAI進入這一利潤豐厚市場的最大障礙。現在，這一障礙在一紙行政命令下被清除，而受益者恰好是另一家在政治上更為順從的AI公司。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並無直接證據表明OpenAI參與了或事先知悉五角大廈對Anthropic的制裁決定。OpenAI發言人在回應媒體詢問時表示，公司的五角大廈合約是獨立談判的結果，與Anthropic事件無關。然而，時間上的巧合——加上OpenAI在此前圍繞DPA威脅的公開辯論中採取了明顯比Anthropic更溫和的立場——不可避免地令外界將兩件事聯繫在一起。一位資深的矽谷科技記者在社交媒體上評論道：「在華盛頓，甚麼事情都可能是巧合。但在政策圈混久了的人都知道，真正的巧合其實很少。」

更深層次的問題在於，這種「順從者得獎、抗拒者受罰」的模式，向整個AI行業傳遞了一個明確信號：在與政府合作時，設定倫理紅線的代價可能是被驅逐出市場，而放棄紅線的回報則是搶佔競爭對手被強制讓出的地盤。這種激勵結構的長期效果可能極為有害——它系統性地懲罰負責任的行為，獎勵缺乏原則的順從，最終可能導致整個行業在面對政府不合理要求時全面放棄抵抗。

九、對AI行業及香港科技界的深遠影響

對全球AI行業而言，Anthropic被列為「供應鏈風險」的事件標誌着政企關係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更為對抗性的階段。此前，AI公司與政府之間的互動主要圍繞合約談判和監管合規展開，即便存在分歧，解決方式也是協商和妥協。但「供應鏈風險」這一核武級制裁工具的動用，從根本上改變了這一博弈的性質——它表明政府願意使用其最極端的經濟制裁權力來懲罰不順從的AI公司，而不僅僅是終止合作關係。這種升級對所有AI企業——無論其是否直接涉及國防合約——都構成了一個需要認真評估的戰略風險。

對香港科技界和投資者而言，這一事件提供了多層面的啟示。首先，在AI公司估值和投資決策中，「政策風險」（policy risk）需要被提升至與技術競爭力同等重要的評估維度。Anthropic的技術實力和市場地位並未因這一認定而改變，但其商業前景——至少在美國聯邦市場——已因一項行政決定而受到嚴重衝擊。對於通過港股通道投資美國AI公司的香港投資者，或在港股市場評估AI相關企業的分析師而言，建立更完善的政策風險評估框架已成為當務之急。

其次，對正在構建AI產品和服務的香港企業而言，Anthropic事件凸顯了「使用條款」（terms of use）作為商業戰略工具的重要性。在AI技術被越來越多地應用於敏感領域——從金融監控到執法輔助——的趨勢下，香港企業需要前瞻性地思考其AI產品的應用邊界，並以書面政策的形式加以明確化。與其在面臨壓力時被迫做出臨場反應，不如在產品設計階段就將倫理邊界內建於商業模式之中。Anthropic的經歷——無論其法律挑戰最終成功與否——都清楚表明，在AI時代，技術倫理不再只是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中的裝飾性語言，而是可能決定公司存亡的核心商業決策。此外，香港作為中國與西方科技生態之間的獨特橋樑，AI產業從業者更應密切關注美國政府對AI行業施壓的演變趨勢，因為類似的政策邏輯——以國家安全為由干預企業的技術應用決策——並非美國獨有的現象，其溢出效應可能以不同形式影響到每一個深度參與全球AI供應鏈的經濟體。